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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派书法碑帖融合现象
  点击:168  [2019/1/9 15:48:02]          --中国书画之家(www.bookdraw.com)

    鲍贤伦:在海派书法中,我们一直忽视了康有为的影响,他是碑学的一号人物,并且在上海待过一段时间。

    碑派在早期海派中占据主导地位,到中后期,碑学的实践者开始有所偏颇。上海的开埠产生了另一种可能,碑帖对峙变得没有那么水火不容。如沈曾植,他到底学碑还是学帖?我有充分的证据把他列为碑学一派,他对六朝、二爨下了很大的功夫,不然他的盘旋翻腾的笔致无法形成;他学黄道周和倪元璐学得非常好,晚年又学王献之、李世民渐渐又变成了帖学一派。沈曾植的实践开始消融碑帖的壁垒,他的“碑味晋韵”四个字足以说明一切。

    时代发展,碑学的局限性渐渐暴露,加上沈尹默的帖学实践功不可没。沈尹默由唐入晋,借助于照相技术、日本的印刷术,他看了米芾、二王的高清印刷品,对帖学的笔法有了一个清晰的判断和深入实践。有人认为,白蕉写得比沈尹默更好,是晋人书法的代表,在信札体等方面,白蕉确实更为出色,但并不能改写中国近代帖学发展的历史,也不能动摇沈尹默的历史地位。

    在当时的上海,帖学实践者和碑学实践者相互共存,原来学碑的人后来都开始接触帖,写帖的人也并不无视碑,在理论上,碑帖兼容几乎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,只是在实践中有所侧重而已。碑帖的二元结构,被新材料的发现打破,简牍书和敦煌文书的发现,沈曾植等人马上将其作为取法的对象。西北汉简既与帖相关,也有碑有关,最早的实践者来楚生、钱君匋,邓散木也有所涉及,依旧是在上海。观念的开放和学术的立场是紧密相关的。

    帖学在上海复兴,是否有某种必然性?我觉得有理。上海是吴越文化,帖学经过沈尹默的实践和推动,有很好的土壤,这是一个文化现象;加之上海的市场,受众并不仅仅只有上海,还有很宽阔的海外市场,这使得上海的艺术实践多样化,像沈曾植这样的人物,他们的市场情况非常好。现代文明有一个显著的特征,就是古代时,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艺术氛围和风气,虽然交通发达之后,很难进行区域性的分析,但不能说本地区的民众在文化基因上就没有倾向性。

    刘一闻:碑和帖在后海派的表现样式上,似乎是碑的痕迹渐渐退去而帖的痕迹渐渐凸显。从大处讲,这也可说是一个循环转变重复的社会现象,它不仅反映在社会生活中,同样也反映在艺术上。比如说帖学从开始出现,一路上强大无比,但是到了明代中期以后,尤其是到了明代后期至清代初期,出现了五位号称奇崛书派的代表人物:张瑞图、倪元璐、黄道周、王铎和傅山。这个群体的出现,无疑对当时书坛形成了强烈冲击。然而即便是这样,到了清代前期,仍然是帖学四家“翁刘梁王”的天下。可见历史的轮回跟社会文化的变革有着如此相像的地方。至于后来出现的崇碑的风尚,是因为清代中期乾嘉学派的出现跟当时出土文字的增加,使得大家在书写上发生了改变,所以清代后期出现了一大批碑学名家。刚才说到的沈曾植,那是位非常重要的、非常有代表性的书家。他的成功,固然跟他具有很好的帖学基础相关,但是他能把帖学笔法自然地跟碑学融合起来,打造出自己的一个天地,这才是最难做到的。

    在此,我想提到于右任。对于右任从宗碑至中年后改学小草书的史实,我的结论是,如果于右任能延续他早年已经确立的书风往下走,不改弦更张地去接触所谓的标准草书,他的成就可能会更高。在创作借鉴上,先帖后碑和先碑后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用笔方法,当你在北魏书创作还未至相对稳定时便加入小草书一式,反会使笔法凌乱无序且显得不伦不类。我想,但凡从事书法创作的人,都会有这么一个客观的认识,就是对于右任晚年草书不甚认同,他的大量作品几乎都是在重复自己的有限技法,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日见老道。至于从艺术的高度上讲,当然是另一回事了。碑学书画从清代中期开始一直到清代后期,几乎形成了人人言碑的境况,写字的人如果不懂碑、不写碑,大家都会觉得奇怪的。像何绍基这么早出名的人,到中晚年也受周围朋友的影响开始写碑了,尽管这个碑写得未必怎样,但因为笔性好,倒也有他自己的风格。从某个视角看,碑和帖在高度融合以后,再加上当时社会环境,才会出现海派书法这么一种具有鲜明地方特点的书写类式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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