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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家肖像——坦希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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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记得是在张爱玲的哪篇小说里,我读到这么一句妙语:女人都是同行。“相嫉”二字虽然去掉了,女同胞读到,想必心领神会。其实男同志嫉起来,也是酸楚难熬。英国人培根先生专有文章题曰“论妒嫉”,说“妒嫉是不知道休息的”,可见得体会深切,不知是他妒人呢,还是人家嫉他。

  单是在心里嫉妒,倒无妨的,或者也能解作羡慕以至钦佩的意思吧。难办的是同行相忌,可悲的是同行相残——彼此防备着、伤害着,窄路相逢了,还得打招呼,握手,扯闲天。不过我现在要来说的人事,是同行之间的相知,相助,相敬。

  先得讲弗莱德老先生。九一年,我和一伙大陆同行在圣地亚哥艺术学院办展览。座谈会之类散了,他就走过来,沉吟片刻,接着用恳切、从容的男低音(男低音总会显得从容,恳切)说他在圣荷塞有家画廊,要给我办展览。

  我不想接。一办,就得卖,一卖,又是老套:得钱,但不开心;卖不掉,也无趣——当你悬想谁会来买,一切变得无趣。那回在学院展览的画作,是我来美国九年后头一遭存心干自己想干的勾当。除了非营利性质的展览,我打定主意不找画廊。熬到非得屈服于饭碗时,再说。

  可刚刚开始玩,这位老先生就来兜生意。我照直拒绝。他平静地说,好,不过咱们无妨坐下来谈谈。

  这也是老一套。但我喜欢弗莱德的模样,他不像画商,倒活像个面红须白的圣诞老人,又是一派教授风度,尤其是同人讲话的语气,好像熟朋友适才长谈过后又聚拢了似地。他要了我下一程住处的电话号码,几天后,他开车两小时到洛杉矶我落宿的朋友家,也是那么沉吟片刻,说,别的无所谓,但总得把画挂到墙上看看。我说好吧,让我回纽约后想想——两周后他真的飞到纽约来。

  再过两个月,我的画就乖乖地挂上他画廊五米高的白墙。老头子用力挡开我的手,自己爬到高梯子顶端调配射灯角度。下得梯子,他用碧蓝的、上岁数后泪汪汪的老眼看看效果,笑得白胡子都沾上口水了。

  原来弗莱德是个画家。三十年前他住在纽约,画极简主义的路子,是当年的前卫分子。此后在圣荷塞艺术学院当教授,任教务长,一退休了就自己开画廊。他认识不少颇为重要的画家,其中有好几位的作品我都在美术馆看见过,什么流派花样的都有。但他一个“极简分子”,何以喜欢如我似的“写实分子”?我有点纳闷,问他,他也纳闷,反问道:为什么不?你有你的话要说,我接着了你的意思,此外还要别的理由吗。

  展览期间我的三套东西没卖掉,他耸耸肩,就拉我到隔壁去喝咖啡。不久倒是卖掉两套,他在电话里得意地说:“你瞧,我做对了!”真的,他就是喜欢“把画挂起来”(甚至请一位东岸的晚期抽象画名家直接在墙面上画),然后煞有介事在展厅里走来走去。他也怯生生地嘟囔着生意经,但就象此地绝大多数画廊同行,他做起来既认真,又负责。客人到齐了,兴奋得脸色通红。

  正派的画商会给艺术家引见客户。弗莱德不单乐于此道,还引我见了西岸好几位画家。同行们挤在屋子里,都象老相识,你是哪国人,画哪一路,没人在乎,那不是交流的障碍,也不是来往的籍口,但对艺术家的名气却有可爱的反应。那次弗莱德把郑胜天先生也请来我的画展,当地女画家凯瑟琳开车带我们出去,车中闲谈,郑先生说到会见劳生伯格的往事,凯瑟琳大叫:“什么?你见过他!那我得碰一碰你!”同时就腾出正在开车的右手,做成一缩一伸战战兢兢的动作,在临座的郑先生的袖子口点了那么一点。

  凯瑟琳是个严肃的画家,专画诡谲的人物和场面。后来当她得知弗莱德在纽约介绍我认识了坦希,羡慕地说:“我也要搬去纽约!”

  坦希算是当代名家。弗莱德初见我就张罗要让我们会一会,但并不是因为“名气”:在我,一时不知“坦希”是谁;在弗莱德,是他认为我与马克想法相通,应该聊聊。直到他来纽约同坦希约定,临去前递给我两份刊有坦希作品专辑的艺术杂志,这才明白对方是谁:多年前我就在大都会美术馆和现代美术馆见过他的画。我常不记得看署名的。

  艺术家交往——干脆就叫同行吧——最痛快两件事,一是“呼朋引类”:甲乙成了朋友,甲认为乙和丙更应该结交,于是玉成。再就是所谓“一见如故”:那夜在下西城一家酒馆落座,坦希接过弗莱德递给他的我的画照,看过,就简单地说:你看哪天方便?我们得约个日子细谈。

  再下个礼拜,我记得那天天气严寒,坦希搭乘地铁远来我家,坐下来,也是那么沉吟片刻,然后聊到半夜。

  马克·坦希生长在圣荷塞。他父亲在当地艺术学院教了一辈子美术史,和弗莱德是老同事。他的叔叔是战前有名的插图画家,在马克出生前自杀了。日后侄子保存着叔叔的许多原稿。马克成名后,凡是负面的评论都说他的画太像插图,我私下想,叔侄间会有这么一层神秘的关系么?

  同奥尔一样,马克也有三个孩子:奥尔的老三是闺女,马克的老三是小子。“那是一次意外,天哪,其实两个就够了,真难为情。”马克摇着头说。他的妻子简恩也来自欧洲,爱尔兰乡村女子,衣着讲究而得体,半点不像农民,但比中国的农民还要老实纯朴,每在马克的展览酒会上跟我要支烟抽,为的是躲到一边独自安静。西方电影尽是婚变情变,以我交往的寡陋,却每遇到伉俪情深的美国夫妻。

  马克总让我想起中国叫作“模范青年”的那么一类人物。他相貌端正,态度谦和——在我的记忆中,五、六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倒还颇有那份相似的类型。怎样的类型呢,就是一派自信而无欺,不曾被侮辱过的神情,待人接物不知何为虚应敷衍。用老话说,马克是个十足的书生。他永远沉思着谈论问题,偶一笑,即刻收敛,又复沉思。他很少一味谈论自己,不抢人话头,表达意见坦率而审慎。议论稍久,他会忽然停住:“哦,我想我说得太多了,你怎样认为?”

  他有时简直害羞。当他将某件刚完成的画翻过来给我看时,面颊就微微地红起来。

  但这迂阔的性情同马克戏谑的画旨作对比,乍看之下俩不相谐:一头牛被牵到油画面前;一位电视主持人用话筒伸向埃及狮身人面石像作采访;好多架上画家在对着原子弹的蘑菇云写生;又有两个文人在字词组成的悬崖绝壁边缘扭打,八五年我在惠特尼双年展前厅看到这幅画,不晓得其中之一就是法国人福柯。什么意思呢,全看明白了,全不懂。然而一定有所指,有用意,而且分明是利用了我们的无知和有知,或者说,我们的有知在这些画前一时变为无知:观众被耍了,同时又似乎被邀请聪明起来——作者想必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,脸上带着一抹杜尚式的微笑:很有所谓,很无所谓,结果呢,结果是那么正派的一个马克·坦希坐在酒吧台子边上很老实地等着我们。

  说到杜尚,那夜酒馆所在的下西城六大道十三、四街一带,就是普鲁东、曼雷、恩斯特、马宋、杜尚、还有李维-斯特劳斯一伙人二战期间流亡来美长年居住聚会的地方。

  我们最初的来往被马克弄的太郑重了一点。他甚至来过两三次信简,为约会,或为约会的改期。在同一城市,在当代,他不打电话而写信寄信,实在是古风久违。但和马克的面见谈话,可把我苦得连中文也糊涂起来。诸如结构、解构、隐喻、修辞等等一大堆词令,都是他耐心地从我带去的小字典上翻寻指示给我的。可是当这些词混在他连串的句子里,我又迷惑了。他呢,奇怪的是他从来就只当我是懂得的,不虞深浅往下说。假如正在讲我的画,我说,我没听懂,他就认真地说,不,你已经画出来了,我懂。

  每次同马克长谈后都让我觉得疲惫而滑稽:如果是三岔口,也还有趣,可我们只是两人相对。“要是我会中文就好了。”他常这样回答我的歉意。

 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我们彼此是“懂得”的——原来马克也需要同志,知己,需要有人倾听,并谈论绘画和所谓观念艺术之间那末一些似有似无的可能性:那是他不放弃画布,又沉溺在观念中的两栖性格和双重挑战。他一再强调他的成功只是八十年代后现代绘画中极个别的例外。重要美术馆的承认和收藏,他仅归因于运气。他用自嘲的语气说“运气”两个字,但他以显著的愤怒讲到“前卫艺术”,这时他的眼睛会往下看着某个角落,仿佛前卫艺术就蹲伏在那儿:“我讨厌。我讨厌他们的态度:‘你们都错了,我们才是正确的,我们永远比你们正确’。”一边说着,他就用皮鞋作出盛气凌人式的那么一踢,好像前卫艺术家真踢过谁似的。

  他又常用鄙夷的语气提到“主流”。我说,你自己就在主流的名单上,他立刻答道:不,不,我宁可不是。

  他会耸肩笑着告诉我某篇嘲骂他的文章。最近一例,是登在《村声》(纽约一份文艺人的大报)艺术版某位老权威写的文章。马克象通报喜事似地打来电话:“你看,我告诉过你,他们从来不喜欢我。”“他们从来不喜欢我”,这是马克常说的一句话。“他们”是谁?

  马克总是站在非主流的立场。主流,仿佛是他熟悉的冤家。对非西方的艺术,他怀抱尊重。有一回他怯生生向我询问中国宋代山水画的空间问题,好像我一定比他更懂似的。我只能告诉他,宋代的中文还没有“空间”这个词。他曾拉我去参加前苏联艺术家的聚会,象大学旁听生那样专心倾听。那年惠特尼美术馆双年展被《纽约时报》出以恶评,马克看过参展晚辈的大量装置作品后说,是的,太多噪音。可是《纽约时报》的老爷们最好停在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昔日光荣之中,稳操文化权力。孩子们是该玩自己的游戏:活力,最要紧的是活力!(待续)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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